2013年9月和10月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，先后提出共建“絲綢之路經濟帶”和“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”的重大倡議；2015年3月，國家發改委、外交部、商務部聯合發布了《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》。由此，東連亞太經濟圈、西進歐洲經濟圈、貫穿亞歐大陸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正式形成并付諸實施。

       打造對外開放新格局
     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，從基本國情出發，我國實施了一系列的對外開放戰略。縱觀這些戰略，基本上是以“引進來”為標志，將國外的資金、技術、管理經驗等引入國內，利用我國的低成本優勢，將生產制造出的產品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推向國際市場。在外需的強力推動下，我國經濟每隔一段時間就上一個新臺階，并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

      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為應對危機采取的恢復經濟景氣的做法，收效不彰。這時候，急需向全球經濟注入活水、增添新動力，才能讓全球經濟盡快走上復蘇之路，同時，經濟新常態下，國內經濟面臨不小的下行壓力，十分需要利用好國外市場，將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結合，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。“一帶一路”戰略應運而生。它是以“走出去”為標志，主動出擊，將我國一定的資金優勢、技術優勢、產能優勢和經濟發展經驗等同沿線國家的要素資源稟賦條件相對接，開展互利合作。這不但有助于推動沿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，也促進了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，形成新形勢下“引進來”與“走出去”并重、統籌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對外開放新格局。

       推動經濟轉型升級
       經濟新常態下，經濟增長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。這固然是經濟發展規律的使然，但也必須重視我國經濟發展質量不高、經濟發展持續動力不足的問題。供需失衡，迫切需要適度擴大總需求同時，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      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，是“三去一降一補”，而“一帶一路”提供了破題的一個切入點。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，正處于快速工業化、城鎮化的進程中，對機器設備、基礎設施等的需求較大。因此，我們完全可以發揮制造業大國的優勢，以投資帶動貿易，將富余產能，通過國際產能合作，向它們提供高性價比的產品，實現互利互惠。
       同時，為了更好地實現國際產能合作，避免將淘汰產能當作富余產能輸出，我們也必須以科技創新提高產品質量與技術水平，降低生產成本，這樣才能使國際產能合作更具可持續性。另外，“一帶一路”所對接的，也有一些發達國家。通過在新一代信息技術、生物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領域的合作，積極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，補上在核心技術、重要裝備乃至關鍵部件上都依賴發達國家的短板，推動我國的科技創新。這樣，通過“一帶一路”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可為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創造有利的發展機遇和更大的發展空間。

        提供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
        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的上升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在上升，話語權和影響力在提高；以往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，已難適應世界經濟格局已漸漸發生變化的現狀。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需要變革與調整，而我國提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，正是適應了這種需要。
       在合作理念上，“一帶一路”堅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原則，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，共同打造開放、包容、均衡、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；在合作重點上，強調政策溝通、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、資金融通、民心相通，立足沿線各國不同的資源稟賦，加強經濟互補性，挖掘合作潛力，拓展合作空間；在合作機制上，積極利用現有雙邊、多邊合作機制，是對現有合作機制和平臺的補充與強化，比如，我國發起設立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，就是對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。
       從這個意義上，“一帶一路”走的是開放合作、互利共贏之路，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，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，將“中國夢”與“世界夢”相連，夯牢“利益共同體”和“命運共同體”。這不僅為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更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構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動力。
       由于國家在政策層面對于對外貿易起到一個鼓勵和推動作用，這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趨勢。國內企業制造的產品想要順利的進入國外尤其是歐洲市場，需要辦理CE認證，沃證將在法規方面幫助國內企業快速平穩的進入歐洲市場。